空前的灰霾，空前的跨区域交叉督查，12个厅官带队的督查组奔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。环保部下达死命令：一定要查出问题。南方周末记者进驻督查组，全程参与明察暗访。
督查组进入保定，便发现当地环保部门的尾随者。“领导交代，要带个路。”尾随者有时真成了带路者。
督查组发现的问题，保定市环保局陆续送来材料说明。最后一日，竟然积了厚厚一摞。
督查过程中，两个城市开始相互羡慕，保定羡慕北京有气、有钱，北京羡慕保定城小、人少。
九天内罗卫洪“接待”了两拨环保部督查组，2014年2月25日上午，他终于睡了个好觉，梦中却还在汇报工作。
灰霾“巡视组”潜入京津冀2014 年2 月灰霾再起。环保部分派12 路督查组“杀”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，试图冲破地方治霾不力、地方保护主义的牢笼。 （东方IC/图）
很少生病的罗卫洪有点撑不住了。2014年2月24日，这位河北省保定市环保局监察大队副队长声音沙哑，从元宵节后的周日起，九天内他连着接待了两拨环保部的督查组。
与其说“接待”，不如说是“尾随”。第一波督查组是以暗访的形式进入保定的。
这被媒体称为大气污染的“巡视组”。2月17日起，环保部12个督查组奔赴京津冀及周边灰霾重灾区，“难兄难弟”交叉督查，环保部下达死命令：一定要查出问题。
规模罕见，12个督查组由12名厅局级官员带队，据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邹首民介绍，如此规格进行跨行政区域调查是首次。“各省带队跨界调查，一是显示独立性，二是各省可以相互学习。”
公开程度亦罕见，12个督查组配备报社、电视台记者；督查结果直接挂在环保部官网上，报道甚至直指当地如何阻挠、围困督查组。
督查次数亦不断增多。保定送走专项督查之日，恰逢华北再起大规模灰霾，2月23日，环保部又紧急组织了7个督查组，调查应急预案落实情况。邹首民说这一拨针对应急预案落实的督查，也是首次。当日晚上9点多，罗卫洪还在城里巡视。
2014年2月24日下午，霾锁华北的第四日，送走了第二拨应急预案调查组，罗卫洪的期盼是睡个好觉。而中东部地区108万平方公里上的人们则期盼那股还在新疆下雪的冷空气，它要27日才能抵达，驱霾。
不是“跟踪”，是“尾随”
12组督查行动要求前两天暗访，后两天明察，第五天与地方座谈和交流。但2月17日，自北京市环保局带队的督查组进入保定时，督察人员已发现“跟踪者”。
“领导交代，要带个路。”事后罗卫洪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而河北省环保厅一名督查人员也说道，这不是“跟踪”，是“尾随”。
2月17日上午，督查组成员首次在北京市环保局碰头，厚厚的督查材料中列出了12个督查组的成员名单和地点。“河北省环保厅也参加这次统一行动，地方应该已经做好准备了。”一位环保部的督查人员当即表示担心。
河北省的确做好了准备。
在上述河北督查人员看来，在环保部召集各组组长，也就是各地的副厅（局）长开会部署工作时，督查就算公开了。“河北省6个城市被督查，我们要分成几个组，全面对接。督查组都是先暗查后明察。暗访是潜艇，明察就浮上水面，必须得地方配合联合检查。”
督查组周一抵达保定，河北省环保厅5人“尾随小组”周日就到了，以“迎接检查”。
“河北污染北京这个'伪命题’，北京肯定耿耿于怀，北京来查河北，肯定玩命查。”上述河北督查人员说。
双方担忧的应验比想象来得要快。
抵达保定之后，督查组兵分两路。在路口等红灯时，第一小组忽然发现右边出现了一辆印着“环保督查”字样的白色越野车。当督查组奔着一个冒黑烟的烟囱、拐进小土路时，白车立马掉头逆行，跟进了小路，顿时“狭路相逢”。
在冒黑烟的农户门口，督查车和白车都停了下来。“我们去打个招呼吧。”一名督查人员说，毕竟后面还有明察和交流环节。
果然，白车里坐着保定市环保局人员。双方一阵寒暄，对方很客气：“我们不妨碍你们工作，你们有需要的话，我们帮忙就行。”
随后，督查人员对农户拍了照片，保定市的人也马上和这户人家进行了交谈。转战其他污染点，督查人员突然发现，身后的尾随车辆增加到了3辆。在一处冒黑烟的宾馆前，保定市环保局一名领导下车过来打了打招呼。问清楚督查组和前日到达的省厅人员住的是同一宾馆后，已经退房的省厅人员又住了回去。
在河北另一城市的督查人员也发现，他们的车似乎被一辆环保监察车跟着。
暗访被发现已经成了环境督查的“惯例”。春节后，河北省环保厅也在保定暗访4天，回去后随即接到了保定的“打探”电话，督查人员搪塞说：“我们是路过”。罗卫洪自己也有切身体会，到乡镇暗访时，农民从行踪就能看出他们是来督查的。
“到这里转的，要么是外面人看，要么是督查组。实行网格化监管后，每个点都有人员。异地车辆，哪怕是租车的，都能看得出。”罗卫洪所指的网格化监管是在全市建立的“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”的县、乡、村三级网格，这种全覆盖、无缝隙的环境监管将责任落实到了最末梢，也捎带看到了各路督查人员。
只见问题的督查通稿
暗访第二日，罗卫洪和同事们很早就在宾馆门口等候，督查组分为两队，他们也默契地兵分两路。
双方的角色在悄然变化。尾随者有时成了带路者。
安新县老河头镇沿着当地唐河有一群土小冶炼厂，曾遭举报，虽已停产，但2013年7月份环保部的暗查就发现这里仍有新进矿砂。在保定通往安新的路上，收集废金属的标牌和金属制品公司很常见，可是手机导航软件很难找到这个唐河。
要去的地方很多，为尽快找到唐河，“我们让后面的车带路吧。”一名督查人员说。一阵沟通之后，罗卫洪从尾随者变成了带路者。而到了老河头镇，罗也不熟悉村道，便打电话叫来了镇党委书记，书记曾是安新县环保局副局长，“老河头镇是安新县的第一经济重镇。”“那也是第一污染重镇。”督查组人员说。
跟着书记的车，穿过村道，督查组来到了唐河。河边堆着垃圾，几家已拆除的小厂里堆着锈迹斑斑、发黑的钢管。书记说，这里已经拆除了18家“土小”企业。
离开唐河，督查组的车顺着烟囱停下了。隐身村中的几家企业只有一家有正式名称，在一个小冶炼厂的露天作坊旁边，是一个毫无防渗措施的黑色大坑。作坊里，面对突然出现的督查人员和当地官员，一个戴着塑料手套的老太太毫不慌张，专注地分选旧金属。
唐河之行使得督查组的暗访已然变成了明察，前后两拨人汇成一大拨，后来连县长也加入进来。这尴尬的局面也能带来便利。督查组提出去一家重点污染源企业看看——昨天，有家企业拒绝了没有表露身份的督查组进入厂内，而今天浩浩荡荡一拨人，顺利地进入了企业。这家企业的厂区内露天堆放了大量黑色的工业废渣，污染源在线监测设备则长期不能正常运行。
尾随行动似乎并没有影响到督查收获。大企业的隐患、土小企业的直排、建筑工地等地面未覆盖、重型车、老旧车尾气排放黑烟以及垃圾、秸秆燃烧等，督查组在通稿中写了五点问题，交给了环保部。
和以往的稿件不同，这批通稿没有要求点出成绩。在督查结束后的数天之内，北京、郑州、邢台、天津等地的督查结论陆续出台，格式几乎一致：“督查中发现的问题主要有……”
这从环保部此次督查地点的遴选上便可见一斑。被督查的12个城市都是空气质量“十大差生榜”常客，也是群众举报的热点。2013年1月-2014年1月，在12个城市中，保定涉及大气污染的民众举报案件中共有45件，比第一名的天津仅少3件。
暗访靠眼力，明察靠在线监测
2014年2月19日，跟着当地政府安排的行程，督查正式调成了明察模式。这一天结束后，督查组的鞋子比前几天干净了许多。
检查在线监测设施是主要但为数不多的督查手段。天威路大唐保定热电厂在以前暗访时曾被发现烟囱冒黑烟，这次黑烟没有，却缺乏一个季度的在线监测设施有效性审核标志。在线监测设施是环保督查的“千里眼”，但容易造假已是公开的秘密。审核标志是督查的重点，有了标志，方能证明监测数据的有效性。
河北大学的建筑工地上停着一辆小轿车，车顶安装了实时监测粉尘、噪音的仪器。为了给这套价值30万元的仪器提供动力，小轿车的发动机得一直运行。
可这样“高大上”的督查手法寥寥无几，尤其对于暗访而言，最多用pH试纸测测酸碱度，督查大气污染则更多依靠眼力和经验。
烟不会撒谎。黑烟、黄烟往往都有问题，可灰霾天，烟的颜色就难辨认了。一位环保部的督查人员说自己已经养成了职业习惯，生活中看到黑烟也会兴奋。
植物也不会撒谎。在检查一个燃煤锅炉时，督查组仔细观察了周边的竹子，下面的叶子比上面脏，说明来自下面煤堆的扬尘比烟囱的排放更重。
“气的违法证据很难固定住，新闻通气会上我和媒体说，鼓励你们随手拍，固定证据。”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邹首民说。
此次督查正是循着环保部的12369环保热线的举报件和媒体曝光点而去。在高碑店市方官镇石辛庄村，老板万万没有想到隐藏在后院的铸造厂居然招来了督查组：“北京来的啊，全国那么多的企业，怎么就查到我这里来了？”当地官员说，那是有人举报你。老板低声嘀咕：“他们就是羡慕嫉妒恨。”
来之前督查组担心地方有准备，查不出问题，可环保部登出的通稿显示，包括北京，每个地方都能查出问题。对于督查组发现的问题，保定市环保局陆续送来补充材料或是情况的处理说明。最后一日，竟然积了厚厚一摞。
保定市纵然没有钢铁等重工业，软硬件力量的缺乏也让督查人员感到力不从心。基层人员缺乏编制，不懂专业，也不懂法律，督查时甚至会被懂法的企业反咬一口。“监察达标建设是3人一台车，有的县连一台车都没有。”罗卫洪说。
北京市是12个城市中第一个被曝出问题的，北京环保局的督查人员也向罗卫洪倒苦水：“不去查企业不行；去查了，没有查出所有问题也不行。”
“首都的功夫在城外”
在保定市最北面涿州坐高铁，25分钟就可到达北京西站，房价6000元/m2左右的涿州成了购房热地，一些楼盘甚至直接取了和北京相关的名字。随着督查接近尾声，两座北方城市“共奋斗”的相惜之情渐显。
自2013年11月起，大气专项督查行动每月执行一次。此次北京市环保局督查保定市，河北省环保厅督查包头市，内蒙古环保厅则督查邯郸。有人说这么安排是因为北京总怨河北，而河北又怨内蒙古。邹首民表示没有这个说法，只是随机安排。
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姚辉是保定督查组组长，他和保定市市长马誉峰会面聊起的第一个话题就是AQI（空气质量指数）和空气质量的排名。马市长说：“你们来保定，一眼看去都是问题吧。”
接着谈到了环保工作的多部门协调，因为大气治理，保定市增设了一个副处级的职位，安排一位常务副秘书长专门管理。话题越来越深入，不知不觉谈到了灰霾的形成机理，在座的保定人都认为那项北京机动车排放只占PM2.5来源4%的研究肯定不准。
督查过程中，两个城市开始相互羡慕。保定羡慕北京有气：北京市将来连电厂都要烧天然气，而保定现阶段的“煤改气”工程尚面临气源不足的难题。保定羡慕北京有钱：北京市对于优质煤将近补贴一半的价钱，保定21个（县、市）中有9个贫困县，没有那么多钱。
北京则羡慕保定城市小：保定市将所有的800辆公交车进行了“油改气”工程，而北京的公交车则多达2.1万辆。北京还羡慕保定人少：厂区周围没有公众，安全距离很容易达到。
而保定采取的一些极端措施也让督查组长了见识。2013年11月，取暖季来临，为了完成省里要求11月底退出十大重污染城市的目标，保定市采取了超常举措，让能停产的合法企业——矿山、灰窑、有色金属熔炼、造纸企业、市区重污染企业……停工一个月。
保定市环保局局长肖宝元心里明白，让合法企业停工没有法律依据。但在这超常举措的紧急文件中，一开头这么写道：“大气污染防治是发展工程、民生工程，更是政治工程。”
“可惜，结果不是那么理想。”肖宝元说。监测数据显示，污染浓度只比取暖季前下降了4.6%，未能退出前十。这之后，省里和市里都不再提具体何时退出前十，但“不惜一切代价，争取早日退出”依然是最重点的目标。
保定也感到了难以独善其身的苦恼——一个屋子里的人都在吸烟，你不吸了，影响不大。“首都的功夫在城外。”肖宝元反复强调。
河北和北京总有种微妙的关系，在北京市的PM2.5来源中，25%来自区域传输；而高碑店那家停产整顿的铸造厂，生产的地下管道零件正是供给北京。
北京正联合河北的张家口申办2022年的冬奥会。持续近一周的灰霾招来了外媒的讽刺：“还有什么比索契这个满是棕榈树、没有雪的亚热带地区搞冬奥会更糟糕的事吗？或许是在中国污染最严重的省份进行滑雪比赛、在雾霾笼罩的华北平原举办冬奥会开幕式吧。”
2014年2月25日上午，霾未尽。罗卫洪终于睡了个好觉，梦中却还在汇报工作。
